学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剪刀差”是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紧密关联一个经济学概念。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能够快速发展工业经济，政府通过价格管制有意识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通过这种人为的价格管制将资本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剪刀差对于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加剧了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个财富悄然转移的过程中，“农转非”成了农村人的梦想，城里人则特别害怕乡下的穷亲戚找上门来。

但在那样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一来不知道自己的财富在政府主导下源源不断地支援祖国大工业建设，二来也缺乏更多的就业选择，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才能够填饱肚子，做生意是资本主义，到城里去更是万里挑一的难得机遇。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民在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中国的农业却一直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发展，除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减产之外，农产品产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一来因为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二来因为化学肥料的日渐普及，三来耕种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下，中国解决了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中国的农业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政府历来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可能带来的危机却日渐明显。

首先，在中国逐步进入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耕地面积在逐步缩减。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充实财政，以工业化的名义开展了圈地运动，大批耕地转变成为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工业园区。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大批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各级城市都在以中心区为核心向外拓展，北京城区从三环到四环、五环甚至是六环，省级城市则是在环城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绕城高速。如此一来，城市以居住和工业的名义大肆蚕食中国为数不多的耕地，在耕地面积快速减少的基本背景下，农业危机的到来绝非是天方夜谭。

其次，耕种技术对于农业增产的边际贡献逐渐降低。耕种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育种技术，如果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稍稍客观公正一些的话，中国的袁隆平早就应该是这一奖项的获奖人选。袁隆平在水稻育种技术上的突破性贡献是中国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的重大支撑，在以杂家水稻为代表的育种技术支撑下，农田单产水平成倍增长，原本仅能解决一个人吃饭的农田面积，因为育种技术的发展而能够养活一个家庭的温饱问题。但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带来的边际增产效应正在逐步递减，这也合乎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育种技术实现了小麦单产从200斤到1000斤的突破，但要实现从1000斤到1200斤却并非单一育种技术所能够解决的。 二是化学肥料的发展。在化学肥料应用到农业生产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其对于农业的贡献甚至要大于育种技术，中国农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谚语即是明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化学肥料有其严重的副作用，一方面带来土壤板结，另一方面则由于肥料随着水土流失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这些都严重危害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持续使用，化学肥料对于农产品增产的边际贡献也逐渐递减，其对于农业的副作用则是不断堆积。三是农药技术的发展。早期农药以剧毒高残留为主要特征，在高效灭虫治病的同时危害人类健康，甚至成为农民摆脱绝境撒手人寰的重要选择。其副作用之大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对于农产品增收的显著效果。今天，这种居多高残留被更多的低毒低残留的先进农药所取代，一方面，与育种技术和化学肥料一样，农药的边际贡献也在逐渐递减，另一方面，如今追求健康的社会文化也会降低农药的使用，而这必然带来产量的降低。

因此，从耕种技术对农业增产的边际贡献递减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耕种面积的增加，单纯依靠耕种技术实现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而人口增长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经济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增长的矛盾必将加剧。

第三，产业链上的弱势地位迫使大量农民放弃耕种。如果倒退二十年，农村一派欣欣向荣，各类庄稼长势喜人；但今天再到农村，经济作物逐渐被大田作物所取代，杂草丛生。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农民意识到耕种在产业链上的弱势地位。虽然农产品价格在逐步增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逐步增长，但与经过不同程度加工的食品和工业产品相比，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不值一提。近年来发生的绿豆行情和大蒜行情都是各个层级的渠道商从中渔利，农民却没能从中分一杯羹。究其原因是农业生产的资产专用性极强，一旦耕种了小麦就无法转换成绿豆，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当这种弱势地位与当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一并出现时，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了义无反顾的进城务工经商大潮之中，留下来耕种的则是他们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在以高强度体力为先决条件的农业生产当中，老人和孩子作为主要耕种者带来的必然结果可想而知。如今在很多农村，原本结构齐全的农产品结构逐渐被单一的大田作物所取代，因为这些大田作物更容易管理，不必要投入太多的劳力和精耕细作，产量自然也会相应下降。

第四，自然灾害频发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人类正在为对自然资源的持续掠夺埋单，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正是过去粗放式发展所留下的恶果。在中国尚有大量比重的农业地区仍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原始状态，自然灾害则是农业发展的一大天敌。虽然中国乃至全世界正在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维护生态平衡。但与当初的破坏自然环境速度之快相对应，弥补自然环境创伤的速度之慢同样无法预期，这将会加剧农业危机的到来。

如何去解决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呢？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耕地减少是不争的事实，耕种技术也在持续不断地提升，低碳发展的方向也已基本确定，惟独农业在产业链条上的弱势地位需要政府去更多关注，政府有意识地通宏观调控来解决产业链条上的价值分配，改善农业生产的利益回报是当前政府的当务之急。过去政府通过增加耕种补贴、减免农业税收虽然卓有成效，但如果改变不了种田不如打工的现实局面的话，增加补贴和减免税收就将会从激励因素转变为保健因素，政策的投入产出比也会大大降低。什么时候种田的回报能够和打工具备可比性，值得农民在外出打工前进行对比分析的话，农业生产才能够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